許鞍華談《第一爐香》：與王安憶合作時太客氣，至今覺得可惜

  「你就讓我談一次戀愛吧。「第十屆平遙國際電影展期間，許鞍華回憶起自己邀請王安憶改編《第一爐香》時說過的話。兩人與主持對談的戴錦華圍坐在一起，從文學改編聊到創作困境，也談到了AI與短劇帶來的衝擊。

這場“大師·對話”名為“她的日與夜”，取意於許鞍華的電影《天水圍的日與夜》。戴錦華開場便解釋，「她」不只指一位導演，還指向現代女性；這個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，是五四運動以後才進入現代漢語的。

許鞍華此次獲頒影展“臥虎藏龍東西方交流貢獻榮譽”，同時擔任“費穆榮譽”評審主席。她透露，最佳男主演牛建榮由評審全票選出，大家一開始便取得一致。這位生於1947年的導演，作品曾六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，她本人六獲金像獎最佳導演，2011年獲得亞洲電影大獎終身成就獎，2020年獲頒第77屆威尼斯電影節終身成就金獅獎。在這些經歷之後，當評審仍為她提供了學習的機會。

她提起一種說法：人過了40歲，別人往往不再當面批評，因為覺得你已經改不了了。她卻還想改進，「因為一天不死，一天你還是要做人」。

這次參賽作品給她留下了幾類印象。有些寫現代男女與倫理關係，帶著喜劇感，又藏著悲哀；有些讓科幻與現實混在一起，兩個世界都不完美，人物無處可逃；還有些把紀錄片與劇情片揉合，追問虛構和真實的關係。戴錦華先前關於AI影像的一次談話，也讓她受到觸動：人們辨認畫面真假，要藉助自己對歷史、社會的認識。許鞍華因此想到，創作雖然不斷追求真實，一套在邏輯和美學上自洽的表達，同樣能讓觀眾相信。

王安憶認識許鞍華的電影，是從《半生緣》開始的。她非常喜歡這部作品，後來在一場張愛玲國際研討會上，卻聽見導演當眾檢討自己沒有拍好。相熟之後，她特別問起原因。許鞍華認為，小說裡最重要的是時間再也回不去，她的電影也沒有充分錶達那種「回不去」。這讓王安憶很震動：敘事通常隨時序向前，電影卻還要處理時間過去之後能不能回來，「有回來，才能有回不來」。她覺得，許鞍華談到的是電影和敘事的本質。

兩人的合作隨後展開。2009年，許鞍華執導了王安憶編劇的舞台劇#@@@@@#。王安憶後來答應寫《金鎖記》，也有緣於這次合作的感情：對方把自己的話劇導得那麼好，讓她覺得欠了一筆債。

2018年，王安憶來到香港中文大學，行李剛放下，就接到許鞍華從上海打來的電話。得知她剛到香港，許鞍華說：「沒關係，我明天就過來。」見面後，導演掏出一本張愛玲的小說，希望改成電影。王安憶起初遲疑，覺得裡面的人很壞，找不到興趣點。許鞍華便說，讓自己談一次戀愛；即便故事裡的人不好，她依然把它看作一個愛情故事。

王安憶形容後來的合作很「絲滑」。導演願意聽意見，有時增添一兩場戲也打電話來問。她感動於這份尊重，又覺得有些事導演完全可以自己決定。許鞍華卻為當年的客氣感到遺憾：王安憶既懂實踐，也懂理論，有些想法甚至比自己走得更遠，自己本可以多提幾種嘗試，再好好討論，卻因為不好意思而沒有充分開口。她仍希望兩人繼續合作。

「電影是一個工程，你千萬不要期待能一個人完成一部電影。「王安憶曾在與陳凱歌合作《風月》時，體會過這種集體創作的難處。小說家習慣獨自待在房間裡構造世界，拍電影卻需要不停討論，在交談中生成人物和情節；真正落筆，又要放下擅長的文字敘述，設計場景和簡約的對白。陳凱歌當時希望做原創，手扛攝影機的拍攝方式甚至會帶出場景需求：需要一條足夠長的甬道，讓攝影機能夠持續往前走。這些要求，讓她感到束手無策。

改編張愛玲又是另一種難。現成文本不容易動，她們與小說寫作的年代相距已遠，王安憶也覺得很難另寫出同樣精準的台詞。小說可以到了第三版、第四版繼續修改，電影一上映就無法重來。這是她對這門「遺憾的藝術」電影的切身體會。

許鞍華同樣一直讀著王安憶。在90年代，《長恨歌》剛出版不久，她躺在床上看了一天一夜。現實與非現實、歷史與個人混合的方式，讓她覺得陌生而獨特，也從此成了王安憶的讀者。戴錦華把這份寫作比喻為一條河：讀者沉入其中，被浪推動、包裹和攜帶；作品不斷生長，最終長成了作者自己的世界。

自己的小說為什麼很少改編成電影？王安憶說，上世紀80年代，北京電影學院學生還曾把她的兩個短篇改作畢業作品。等學生成為職業電影人，他們漸漸與她的小說拉開距離。她認為自己的文字“不提供方便”，缺少可以直接轉化的場景、劇烈的人物轉變，許多事情十分平淡。

她更喜歡用文字講述視覺所見。電影伴隨科技成長，有那麼多表現手段，小說卻始終只有文字和敘述。選擇寫小說，來自她對生活表象、對事情一步步發生過程的興趣。「藝術就是做過程的……只有過程才具有美學的價值。”她不太願意立刻寫剛發生的事，因為認識、細節和資訊都還不充分，寧願留一點時間距離。

說起看片口味，她倒很坦率：平日寫作已經是辛苦的思想勞動，看電影時想輕鬆一下。實驗電影讓她有些怕，她希望看到好看、輕鬆的作品。

談到數位與AI，戴錦華用「2011年膠卷死亡，數位來了」概括媒介變化，又說：「今天99%的導演用數位拍電影，但美學仍然是膠卷美學。「許多人仍熱衷於在後期把畫面調得像膠片，使用新媒介承載舊媒介的美學。她也談到另一層變化：選角權、終剪權經常離開導演手中，作者電影曾經展開的美學革新，正受到資本權的擠壓。當人人都能拿手機拍電影，創作者還需要重新尋找電影的可能性。

許鞍華開玩笑說自己或許要改行，幫博物館拍些畫面也好，她並不沮喪。上世紀70年代拍《獅子山下》，眼前的生活就能給她力量；到90年代，她忽然感到不會拍了。生活變了，拍法、觀察事情的角度和態度都得變，還得變到自己理解、也能向觀眾說清楚。直到《女人四十》，她才重新找到與觀眾溝通的共同語言。如今再經歷數十年，她又遇到類似的困惑，也坦承自己是電腦盲，難以參與新科技製造的視覺饗宴。

王安憶說，自己仍能設法克服寫作的困難，但也會被好作品震撼。埃萊娜·費蘭特的《我的天才女友》，尤其第三卷，把與她們這一代相近的困境放進個人愛情裡，讓她既羨慕又自省，覺得自己還沒有寫到那樣的程度。

有觀眾問，看不懂的電影是否不算好電影。許鞍華沒有給出斷然答案。她覺得，精品電視劇承接了以往大眾電影的部分位置，電影則在新技巧、新敘事與新題材中探索，面對AI和短劇，許多人都還在找路。戴錦華回應，看不懂當然可以成為不看的理由，但電影也與文學一樣，有時需要觀眾付出閱讀複雜小說那樣的耐心。

當故事似乎都被講完、注意力被短片奪走，又該往哪裡走？許鞍華給予的經驗是回到生活。她不會替年輕人規定做法，只說自己遇到大問題時，會先在生活中找原因，不急著拍、不急著找題材，也不急著表現自己，再慢慢走進藝術。

戴錦華為三個人仍由衷熱愛各自的工作感到驕傲。她把問題放回電影的來處：這項與工業革命相伴的技術，曾憑藉著作為石油副產品的膠片，記錄現實，也製造虛構的神話。工業時代和膠卷都在變化，電影今天以怎樣的方式成立，仍須共同回答。她相信電影能夠延續，是因為它讓人與人們透過觀看和創作建立聯繫。一個劇組可能經歷痛苦、衝突和不堪，仍願意把作品送到銀幕前，靠的是彼此堅守的熱愛。

她也不贊成等待所謂「黃金時代」：「如果你拍電影，第一件事是有話要說，第二件事是有話要對別人說，抱著真誠的態度去傾訴，電影才是有意義的。”

對年輕一代，她留下了一個尚待回答的問題：AI帶來的改變，可能是文明層面的巨大衝擊。電影會成為寒夜中站立的燈柱，還是在衝擊中消失？答案要由他們繼續創作、繼續尋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