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四·一二」反革命政變，蔣介石叛變革命，血雨腥風。進步學生習仲勳不畏白色恐怖，投身革命洪流。在劉志丹發動殲華起義的鼓舞下，習仲勳領導“兩當兵變”，雖然失利，但歷經磨礪，他與劉志丹、謝子長等共同創建陝甘紅軍，開闢陝甘革命根據地。正當革命如火如荼時，杜衡執行極左錯誤路線，習仲勳等險遭生死厄運，毛主席率領中央紅軍到達陝北，拯救了陝甘紅軍。隨著抗日戰爭爆發，黨中央以陝甘革命根據地為出發點，領導全國抗戰敵後戰場，期間習仲勳帶領陝甘寧人民發展建設根據地，保衛邊區南北大門，毛主席贊其「始終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」。日寇投降，蔣介石又挑起內戰，習仲勳率西北局軍民堅定保衛勝利果實，協同彭德懷指揮延安保衛戰，三戰三捷，為全國戰場奠定了戰略勝利基礎。新中國成立，習仲勳積極推動國家團結與經濟發展，不斷改變西北貧苦、落後面貌。不久後，習仲勳調任中央，他深情回望故土，揮舞西北群眾

1927年，「四·一二」反革命政變後，陝西富平各校師生組織悼念李大釗的愛國活動，14歲的共青團員習仲勳積極參與其中，得到老師嚴木三的賞識，但因年齡不夠，未能正式入黨。6月，馮玉祥開始在陝西“清黨”，馬鴻逵威逼利誘想要拉攏劉志丹，遭到拒絕。10月，陝西清澗起義震動了三秦大地，影響深遠。1928年初，習仲勳考上三原的省立三師。

習仲勳等三師學生在武廷俊的領導下，積極參與愛國運動。反動的訓育主任魏海借助「巴豆事件」逮捕了習仲勳等9名愛國學生。獄中，習仲勳堅持鬥爭，正式入黨。1928年5月，劉志丹等領導渭華起義，聲勢浩大。6月，習仲勳等被捕學生被送往西安軍事裁判處，在獄中聽到了渭華起義及劉志丹等革命者的故事，備受鼓舞。

陝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同情愛國學生，釋放了習仲勳等學生。回到家中，父親習宗德身體每況愈下，不久即離世。1929年，陝西大災，瘟疫橫行，習仲勳的母親也在這一年離世，習仲勳作為家中長子，扛起了照顧家中弟妹的重擔。劉志丹回到陝北，和謝子長等秘密開會，決定要用「三色理論」繼續發展革命力量。1930年春，17歲的習仲勳受組織委派，前往駐在長武的西北民軍，秘密開展兵運工作。

在長武軍營，習仲勳和李秉榮、李特生等積極團結下層士兵，壯大組織。省委習仲勳等商議，決定利用部隊換防的機會發動起義。1932年4月初，部隊抵達兩當縣城，在省委特派員劉林圃、習仲勳等領導下，兩當起義爆發，起義部隊決定北上找劉志丹。兩當起義的部隊不斷遭遇反動武裝的圍追堵截，境況艱險。習仲勳被派去尋找部隊過河的船隻，不久即聽到起義部隊被打散的消息，悲痛欲絕。

習仲勳回到富平匆匆見了叔父一面，輾轉一番後，經由同鄉周冬至得知紅軍遊擊隊就在照金，決定去找劉志丹。在照金，習仲勳先後見到了謝子長和劉志丹，重新找到了黨組織。在照金，劉志丹和習仲勳促進膝長談，總結經驗教訓。劉志丹鼓勵習仲勳失敗是成功之母，下一步還是要搞武裝割據，建立根據地。民團「圍剿」照金，習仲勳帶領特務中隊堅守根據地。

由於隊伍中出了叛徒，遊擊隊只得退往渭北根據地，並與黃子祥、黃子文等堅持鬥爭。1933年初，習仲勳奉調返回照金，到紅二十六軍工作，得知劉志丹等被「左」傾的政委杜衡撤銷了職務，十分不解，劉志丹反而寬慰習仲勳，團結第一。習仲勳、金理科和李妙齋決定將薛家寨作為發展紅軍遊擊隊和根據地的基礎，遭到杜衡批評。隨後，劉志丹和習仲勳等內外結合，粉碎了反動派的另一個「圍剿」。

在反「圍剿」的戰鬥中習仲勳負傷，被老鄉李老栓所救。杜衡探望重傷的習仲勳，堅持帶領部隊南下渭華地區，習仲勳堅決反對，讓杜衡失望。在紅二十六軍會議上，杜衡蠻橫地通過了部隊南下的決定。杜衡率紅二十六軍南下，遭遇敵人重兵圍堵。杜衡怯戰，溜之大吉，劉志丹只得帶隊伍進入秦嶺山區，保存力量。

因叛徒出賣，陝西省委在福盛樓開會時被國民黨特務突擊抓捕，杜衡等被捕叛變，陝西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。危急時刻，王泰吉部、紅四團、耀縣遊擊隊匯聚照金，但因為缺糧，矛盾暗湧。陝甘邊特委在照金陳家坡召開會議，解決幾支武裝的統一領導問題，黃子祥等雖有不同意見，但被習仲勳等說服，幾支武裝最終形成了統一的領導。

三支武裝最終形成合力，打退了前來「圍剿」的反動民團。此時，劉志丹、王世泰等也終於回到了照金，陝甘邊革命情勢迎來轉機。劉志丹、習仲勳等總結紅二十六軍南下失利的緣由，決定用「狡兔三窟」的辦法開展三路遊擊區，隨後劉志丹率部隊跳到南梁地區，習仲勳等堅守照金。包家寨會議後，紅四十二師在南梁打開了局面。習仲勳也來到南梁，深入農村調查研究，和群眾打成一片，建立健全了基層黨組織。

國民黨民團瘋狂抓捕劉志丹的家人，習仲勳派人救他們。劉志丹和家人匆匆見了一面後，再次踏上戰場。1934年7月，謝子長率領的陝北紅軍和陝甘邊紅軍在南梁會師。隨後，謝子長在清澗反「圍剿」戰鬥中受重傷。11月，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，習仲勳當選主席，並和劉志丹等親密合作，制定了十大政策，不斷發展壯大蘇區。

1935年2月，謝子長犧牲前，劉志丹前去看望，二人長談，決定要盡快將陝北和陝甘邊兩塊根據地聯合起來，壯大陝甘紅軍和根據地。國民黨軍對南樑大舉“圍剿”，習仲勳單槍匹馬吸引敵人，與劉志丹配合，轉移群眾，牽制敵人。顧林等受「左」傾路線影響的同志，在南梁一帶開展查田運動，出現錯定成分的問題，習仲勳等發現後及時制止。1935年9月，陝甘紅軍和紅二十五軍會師，組成紅十五軍團，取得了勞山戰役的勝利。中央紅軍長徵到達哈達鋪，毛先生從報紙上發現了陝北紅軍的消息，最後決定到陝北去找劉志丹。

顧林等奉命對陝甘蘇區黨政軍機關展開錯誤“肅反”，審訊劉志丹、習仲勳等高級幹部，陝甘蘇區形勢危急。劉志丹、習仲勳等被關押，絕望中，劉志丹鼓勵大家相信黨。1935年10月下旬，陝甘支隊到達陝北吳起，及時制止了錯誤“肅反”，劉志丹、習仲勳等被釋放。1936年2月，劉志丹率紅二十八軍東徵。

在三交鎮的戰鬥中，劉志丹不斷靠前指揮，偵察敵情，不幸中彈犧牲，裝殮在一口薄棺 中，被軍民抬回了保安。在環縣工作的習仲勳得知了劉志丹犧牲在東徵前線的消息，策馬東馳，宣洩悲痛。1936年9月，習仲勳被中央派往旬邑，擔任關中特委書記，幾個月時間就打開了局面。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不久，國共聯合抗日，八路軍準備東渡黃河。習仲勳從關中徵兵，補充到了一二〇師，並見到了彭德懷、賀龍、任弼時等人。隨後到富平家中，匆匆見了叔父和妹妹一面後，返回旬邑，投入工作。

1939年初，國民黨開始“防共、限共、反共”，不斷製造磨擦。5月，國民黨旬縣縣長和魏海沆瀣一氣，命人阻止八路軍榮校傷員過境，並打死打傷多名榮校人員，製造了「旬邑事件」。習仲勳等人和魏海談判，義正詞嚴，據理力爭，揭穿了頑固派的陰謀，怒斥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戰，積極反共。面對國民黨的經濟封鎖，西北局要求關中分區積極組織運鹽。群眾在運鹽中遇到難題，習仲勳積極幫忙解決。